權威人格下的文革和香港

區sir圖2

區龍宇

(轉載自立場新聞)

 

五十年前,中共中央發出5.16通知,吹響文革進軍號。最近一兩週的報刊,頗有一些關於文革的雜憶和反思。但我就想起一本30年前旅澳學者陳佩華(Anita Chan)的書,《毛澤東與紅衛兵》。[1]

值得留意的,不是書中關於四個紅衛兵的深入訪談,而是陳佩華的訪談背後的理論框架。她主要借助法蘭克福學派關於《權威人格》的分析,來了解文革和紅衛兵。這個學派的好幾位大師(賴希、佛洛姆、阿多諾),從1920年代到5、60年代,研究了法西斯主義群眾運動。他們認為那麼多普通群眾,成為法西斯主義運動的狂熱信徒,與一種「權威主義」的社會人格很有關係。1999年,徐友漁在他的《形形色色的造反: 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一書,認為陳佩華運用《權威人格》理論來分析文革不靠譜。誠然,陳書較粗疏,有不少漏洞。但徐友漁以幾句話,不只否定陳,而且否定權威人格論對文革有任何適用性,未免太輕忽。我個人認為,權威人格的理論,在了解文革上,有相當高參考價值。

 

有權威主義社會,便有權威人格

文革與法西斯主義運動,雖有相似,到底是兩回事。但反過來,上述幾位大師的理論,本來也不只是用來分析法西斯主義的。賴希(Wilhelm Reich)在《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中,便指出權威人格普遍存在,跨越階層,跨越國界:「法西斯主義僅僅是普通人的性格結構的有組織的政治表現,這種性格結構既不限於某些種族或民族,也不限於某些政黨,而是普遍的和國際性的。」[2]權威人格者不一定都是法西斯主義者,但反過來,保守主義的群眾暴力運動(從原教旨主義的「政治穆斯林」,到當代法國「民族陣線」),往往見到權威人格的影子。

性格分析從來都有先天還是後天(nature or nurture)的辯論。現在我們大抵知道兩個因素都有,且互為作用。有部分性格似遺傳而來(基因決定),例如分開撫養的同卵孿生子,長大後的性格仍十分相似,就是典型例子。也有研究者聲稱找到神經質和合群性兩種基因。[3]但除了先天原因,無疑後天環境也有重大影響。每個人都是獨特的,但同時,在特定的社會和特定群體之中的個人,又往往有某種雷同特性。這就是佛洛姆(Erich Fromm)所謂的「社會人格」。

權威人格多少就是這類「社會人格」,它從「社會教化」(socialisation)而來,即人在成長時期,與外界的家庭、宗教、教育、媒體、國家機構等等互動中,所內化的社會主流價值。越是權威主義的社會,便造就較多權威人格者。

權威人格九種特徵

所謂權威人格,是指一個人在思想上極端信奉及屈從某種權威,同時又熱衷於對違反權威者施加強制甚至暴力,以迫使違抗權威者服從。極右運動當然可以從政治社會經濟危機等等方面去了解,例如戰敗、經濟危機、小資破產、工人失業等等。但這些因素雖然重要,卻未能解釋為何同為失業工人,何以有些變成激進工人政黨的黨員,有些卻變成法西斯?上述幾位大師,便試圖結合西方馬克思主義和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嘗試找到答案。賴希較早便作此嘗試,他在1933年的《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一書,便說:「性格結構的分析,填補了馬克思的思想系統中關於社會狀況與意識形態之間的空白。」

但更精細分析權威人格的,是阿多諾(Theodor Adorno)1950年的《權威人格論》。他認為這種人格,都有一個嚴厲的「超我」,只有這樣,才能監督軟弱的「自我」,去管控代表原始慾望的「原我」。三個「我」的衝突,造就了人格上對權威的崇拜和服從。阿多諾羅列了權威人格的九種特徵[4]:

● 保守主義(Conventionalism)─對於傳統社會規範及中產階級價值的墨守成規;

● 權威型服從(Authoritarian submission)─對於團體內的權威採取被動的服從及非批判性的態度;

● 權威型攻擊(Authoritarian aggression)─傾向對於傳統規範及價值不服從者採取譴責、排擠與懲罰;

● 缺乏自省(Anti-intraception)─對於自己內心的心理狀態缺乏察覺,抗拒主觀的、想像力的、有彈性的思考方式。

● 迷信與刻板印象(Superstition and Stereotyping)─相信神祕主義及命運對於人有決定性的力量;以僵化、刻板的思想方式考慮問題。

● 權力與剛強(Power and toughness)─「支配-順從」、「剛強-懦弱」、「領導-隨從」的二分法判斷,來加強權威的認同;

● 破壞性與犬儒(Destructiveness and cynicism)─藉著輕蔑他人而合理化自我的偏見及攻擊性,例如「人性本來就是自私」、「社會就是這樣,你又不能改變社會,只能適應」等;

● 投射作用(Projectivity) ─傾向相信世界是野蠻及危險的;會自我的無意識情緒衝動投射到外在世界。

● 對性的偏執(Sexuality)─對性行為有過多的關切,對之誇大其辭,認為應該透過懲罰來規範。

希特勒那本夢囈書《我的奮鬥》,便充滿上述特徵。他歌頌民眾,但他筆下的民眾,卻是典型的小人物:「民眾愛嚴峻的統治者,甚於愛乞憐的人。他們對絕對的主義,較之對不只如何使用和自由,還要覺得滿意。…他寧願屈服於強者,而不願去支配一個弱者。」[5]當然了,如果強者叫他去毆打弱者,那時他肯定非常願意支配弱者。因為潛意思裡,他們對地位較高者,自然服從;對地位較低者(例如有色人種、窮的新移民),卻傲慢鄙視。當中,「投射」作用特別明顯。這個源自佛洛伊德概念,應用於權威人格分析,便是這樣:權威型人格,往往羞恥於自己地位較低,其心理自衛機制,先是壓抑自己的恥辱感,繼而將之投射於被視為地位更低等者,並對後者採取攻擊性態度。

社會教化下父權主義

與權威人格相對的,便是民主人格。一個人究竟偏向哪種,一定程度決定於個人成長的最初幾年,其父母如何撫養孩子。父母越傾向於強調尊卑,權威和服從性,孩子便越有可能演變出權威人格。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澤東,三人的成長都有一點驚人相似,就是大家都有一個極度權威型人格的父親,都愛時時毆打孩子;而童年時代的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澤東,又都反抗父親,但在反抗的過程中,又都發展出同父親一樣的權威人格。這當然不是說,凡被父母虐待過的孩子,都會發展出權威人格。但權威人格,往往可從暴虐的父母,進而在暴虐的社會中,找到部分解釋。

畢竟,父母的人格,往往同社會教化相關。我們不可忘記,人類文明的發展,本身與父權主義社會之取代母系社會幾乎同步。父權社會必然意味父親對家產的控制,而這又衍生出對女性家庭成員的控制:唯有控制住妻子的性生活,他才能確保妻子懷的一定是自己的兒子,他的財產才有後繼人。從這裡,又再衍生對控制下一代的需要。若要把控制綿延千秋萬代,自然需要國家權力的支撐。父權主義和國家機器,遂變成雙生子。資本主義時代,如果父權主義有所減弱,那主要是各種社會反抗運動(特別是勞工運動/普選權運動/婦女運動)所致,它們削弱了父權主義統治者權力。但在社會運動鬥爭轉趨不利時,種種保守主義運動便乘勢而興,父權主義和政治反動便全面回潮。當時德意兩國便是典型。

回頭說文革。陳佩華認為,阿多諾的權威人格特徵中的1-4,6和8,以及5的「刻板印象」,適用於紅衛兵。雖然陳只有類比,而無較細緻論證,所以貽人口實,但這個「大膽假設」,畢竟為繼續「小心求證」,開了個頭,不可簡單否定。

文革:表面極左,實質極端保守

人們說文革是一場極左運動,謬矣。左右光譜的其中一個量度範疇,就是對等級制的看法;右翼傾向於「上智下愚,永世不替」,左翼傾向於平等,減少等級。極左,就是極端平等主義,例如無政府主義,便是連任何領袖、政黨、多數決都不要。1921年,列寧罵德國共產黨領導人極左,證據也是後者主張群眾自發性,而否定「領導」作用。但毛澤東發動的文革,雖然高喊「打倒一切」。

但自始至終,這個「一切」就不是一切,沒把毛包括在內,而且相反,不論文革哪一派,都高舉毛澤東的圖騰,而毛本人又快然享受。毛與紅衛兵,雙方越互動,毛越成為超凡入聖。

雖然文革到處都有貌似非常革命和極左的口號,但就只是口號;反對不平等之類口號,到毛死之日,從來都沒有認真落實過。文革的本質,乃毛藉瘋狂的個人崇拜,來重建絕對權威。這哪裡像主張不要領袖、崇拜群眾自發性的極左思想呢?反倒更像所有保守主義的群眾暴力運動,這些運動往往也帶有宗教神秘主義色彩。陳佩華認為阿多諾的權威人格第5點特徵中的「迷信神秘力量」和第7及9點,不適用於文革中的紅衛兵。

這不對,其實適用。

所以,整個「文化大革命」,並無什麼進步意義可言,性質上基本反動,是對人民和青年人的民主期望的反動。雖然紅衛兵本身非常龐雜,當中也有樸素的民主訴求,但大體而言,更像希特勒的「衝鋒隊」。兩者都絕對效忠「領袖」,且以擔當其私人軍隊而自豪,濫用暴力於假想敵而毫不羞愧。兩者基本上只是最高領袖鬥爭政敵的工具,最後亦是狡兔死,走狗烹。[6]至今有毛粉還說,毛的政敵,要復辟資本主義,所以該鬥。這根本不是事實。根本沒有證據證明劉少奇有這個計劃,那純粹是毛的誣衊羅織。如此不顧事實來為自己的偶像辯護,的確不能不令人再想到權威人格理論。

權威人格理論,在二戰及戰後曾是顯學。隨著戰後大繁榮及福利國家之來臨,極右思潮悄然退位,權威人格理論也不再流行。不過,世界輪流轉,從九十年代以來,極右回潮,又變成世界性現象,香港也不例外。這個時刻,再回顧一下所有關於法西斯主義理論,包括權威人格理論,也許不是多餘之舉。

2016年5月17日

參考資料:

[1] 《毛澤東與紅衛兵》,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台灣新北市,2011年,最後一章。英文版(Children of Mao)出版於1985年。

[2] 《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賴希,重慶出版社,1990年,第三修訂版增補序言。

[3] 《心理學的邀請》(Invitation to Psychology),Carole Wade and Carol Tavris,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二章《人格理論》,《遺傳的貢獻》一節。

[4] 陳佩華的書列出了這個表。但這裡抄錄的是台灣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吳冠緯所作的翻譯,因為其較為詳細(筆者只把第2、3點「權威性的服從」、「權威性的強加」原文,修改為「權威型服從」、「權威性攻擊」)

[5] 《我的奮鬥》,希特勒,文堂書局,台灣,1999年,7-8頁。

[6]可參考《簡評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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